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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几天,我照常做饭、打扫、洗衣服。
周砺每天早出晚归,有时候彻夜不归。冰箱里的菜换了一轮又一轮,很多他动都没动过。
雏菊干在了瓶子里。我没扔,也没换新的。
那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早。八点多,难得。
他坐在沙发上翻手机,嘴角带着一点弧度。大概是姜瑜给他发了什么消息。
我从厨房出来,解下围裙,叠好放在茶几上。
“周砺,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,又低头看手机:“你说。”
“我打算走了。”
他的目光还停在屏幕上,过了两秒才抬起来。
“你说什么?”
“我说,我打算搬走了。”我指了指他的胳膊,“你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。剩下的自己注意就行。”
他看着我,眉头微微皱起来。大概没想到我会主动提。
“姜瑜回来了,有人照顾你了。”我平静地说,“我在这儿,不方便。”
他没说话。
过了好一会儿,他说:“姜瑜跟你不一样。”
“哪儿不一样?”
他没有回答。低头继续翻手机。
我笑了一下。
不一样也好。一样也罢。不重要了。
“我下周三走。”我站起来往房间走,“够你找钟点工了。”
“陶夏。”他在我身后叫了一声。
我停下来。
“……你是不是生气了?”
我回过头看他。
客厅的灯是暖黄色的,照在他脸上,柔和了他的轮廓。他坐在沙发上,眉头皱着,像真的在困惑这件事。
我看了他很久。
六年了。
我在图书馆看过他的背影,在食堂看过他的侧脸,在篮球场上看过他奔跑的样子,在医院看过他虚弱的样子。
我以为我会看一辈子。
“没有。”我说,“只是有点累。”
我真的没有生气。我只是突然发现——原来我说出“要走”的时候,心里反而很轻松。